记得是《西南作家》杂志创刊三周年时，我应邀前往邛崃市参加盛典。会议是在大梁酒庄举行的。时值春天，阳光明媚，蝶飞蜂舞，令我心情大好。而住宿的草垛房，像丰收后的谷堆般别具一格。四周油菜花盛开，香气扑鼻，好一派田园风光。
我和老作家郑大哥共住一屋。郑大哥身体倍儿棒，虽六十多岁，却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尤其是一头微微卷曲茂密的头发，表明身体机能大大的健康。晚上，郑大哥喝了几两酒，谈兴正浓、滔滔不绝，我洗耳恭听，获益匪浅。一直聊到凌晨12点半，方才就寢。
我平常睡眠不好，难以“闪电”般入眠。郑大哥却不到3分钟即鼾声大作。未几，开始说梦话，再后来，我又听到“咯咯”的磨牙声。我是第一次和郑大哥“同房”，不知他有这等“癖好”，心中后悔莫及。我使劲地咳了几声，郑大哥安静了一二十秒钟，“三部曲”依旧如初。我用卫生纸揉成小团，塞进耳朵，仍无济于事，郑大哥声音的穿透力实在太强，草垛房不隔音，估计旁边不远的其他客人也听得见。我无计可施，一晚上醒了十多次，实在疲倦了，才浅睡一会儿。
郑大哥一直“合唱”熟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才被我叫醒。听说我几乎一夜未眠，郑大哥连连抱歉，说他几十年瞌睡太好，“三部曲”实在改不了。
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睡眠其实也挺好的。那个时候在中专校行政部门工作，没什么压力，尤其是有寒暑假，晚上看书写稿子即便到深夜，也无所谓，第二天常常是睡到自然醒，真是幸福。我至今仍怀念在学校的时光。
而立之年调到报社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增加，特别是当了记者之后，常寝不成寐。那些年，维权报道特别多，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多。比如对非法集资的曝光与追踪报道，要和双方当事人、公安、法院等诸多部门打交道，并有一定的风险（非法集资方常有黑社会背景）。遇到这样棘手的采访，常常是一觉醒来，又开始琢磨稿子怎么写？如何对付被曝光方的不配合甚至阻挠？即使到了周末也难得休息，睡个好觉，完成采访任务才最重要。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当时属大龄青年，高不成低不就的一晃就是三十出头。有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给我牵线搭桥，介绍了在他们单位上班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姑娘长得漂亮，单纯、善良、温柔，身材尤其好，“螳螂屁股蜜蜂腰”，走在街上回头率极高。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机关干部。我和她接触了一段时间，逛公园、看电影、“压马路”，彼此都有好感。姑娘对记者这个职业还很崇拜，觉得是“无冕之王”，受人尊敬，对我的采访经历赞叹不已。
一天，姑娘说她父母想见见我。我收拾打扮一番，便自信满满前往她家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饭桌上，我喝了几杯酒后有点亢奋，开始摆自己的采访经历，尤其强调我采访遇到风险时如何斗智斗勇；因采访动脑筋经常失眠，有时还要吃安眠药等等。虽然工作辛苦，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年终时还获得报社“总编辑特别奖金”。姑娘的父母在饭桌上也没多说什么，大多是点头微笑。
自那次见了姑娘父母后，她对我的态度就有了转变，约她见面，大多婉拒。偶尔见面，也心事重重，心不在焉。我问朋友咋回事？朋友告诉我，姑娘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不满意我的职业，说是高风险，而且我长期失眠，靠安眠药入睡，是身体不好的表现，不能让女儿和我耍朋友结婚。唉，这叫言多必失，自以为掏心掏肺，坦诚相待，效果却适得其反。我明知自己的身体并非如姑娘的母亲认为那样差，但事已至此，强扭的瓜不甜，我无奈再次“失恋”。
睡眠不好，我也吃过一些中药、西药，也尝试过朋友们推荐的某些“偏方”，注意过一些养生方法，比如睡前听音乐、热水泡脚等等，但见效不大。比如听音乐，有时越听越兴奋，越容易想起往事……但安眠药是坚决不吃了。朋友们聚会，说起睡眠，有的说3分钟即入睡，有的说5分钟进梦乡，有的每天要睡8、9个小时，令我自愧弗如。还有的朋友，聚餐后在茶坊喝茶，龙门阵还没摆多久，头往椅子上一靠，就张开嘴巴睡着了。
也有个奇怪的现象，比如某些会议，听某些所谓的专家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我的睡意总会不由自主袭来，眼皮开始打架，又不能打瞌睡，只有揉太阳穴、掐手心，让自己清醒。我想，若是每天睡觉前有这样的“前奏”，哈哈，该多好！
仔细一想，人的一生，睡眠虽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对健康也很重要，但清醒的时候多一些，在有限的岁月里多学一些东西，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创造一些“产品”，不至于浑浑噩噩蹉跎人生，总归是有益和无悔的吧！(何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