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读了几部长篇小说，巧的是，王跃文的《家山》、钟法权的《重生》和都江堰籍作家黎民泰的《太平花》三部作品都从革命史中取材，而且都在家族叙事的范型中展开故事。虽然隔了漫长的岁月，但文学重述历史的冲动依然没有减弱，对革命精神的弘扬当然是恒久动力，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与新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在经历了20世纪“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探索后，传统精神正在重新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支撑性力量。
《太平花》的主旨是“寻找”，作者用一明两暗三条线索来讲述寻找的过程。明线是“我”爷爷黄河清对太平花的寻找，只有找到这种曾经在青城山枝繁叶茂而今已然绝迹的植物，《四川植物志》的撰写才算告成，这也成为他坚守半生的信仰与追求。这条贯穿全书的线索从1934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一直延伸到当下的时空中，而且经过了两代人努力才得以完成。一条暗线是我党地下党员、“我”小爷爷黄海晏和小奶奶许琳在上级即“我”的曾外祖爷爷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他们所找的是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另一条暗线则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我”舅爷李沧白和地质调查所主任王培源试图运用地质科学护民救民的行动及其遭遇，二人的理想在日寇制造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中一败涂地。寻找太平花的行动串联起了两条暗线，叙事因此结络成网，承载了不同人物关于信仰、革命、社会未来与自我价值之间的思索与判断。三条线索的不同结局凸显了作者的立场和主张，也彰显了小说的历史价值。实际上，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外露的，黄河清、黄海晏、黄和平这些名字即昭示了叙事的旨归。
与《家山》全景式的厚重书写不同，《太平花》的叙事以灵巧见长。作者用简洁的笔触在历史帷幕中描画出几个可以承载故事、生发主题的角色形象，但对他们的性格不做求全责备的细腻雕凿——这反倒给阅读留下了“脑补”的空间。黄河清找寻太平花，黄海晏和许琳要获取和传递情报，李沧白和王培源在重庆修防空洞，日本人竹下秀夫打着考察植物的幌子秘密从事间谍活动，如此等等，作者只求他们能够完成自身所承担的叙事任务即可，襟怀大小、性情冷暖任凭读者去感受揣摩。同时，三条线索齐头并进，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行动计划，这种叙事方法借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写法，这部小说中则是“花开三朵”。这种对人物和情节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手法有相当大的难度，搞不好就会导致人物的标签化和主题的概念化，甚至会搅乱叙事逻辑。但作者并不忌惮，而是通过清晰的叙述、鲜活的人物和饱满的情感蕴藉使整部作品叙述流畅、气脉贯通，可见其驾轻就熟的讲故事功夫。
《太平花》有着传奇的情节，其中我党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国民党内部斗争、太平花扑朔迷离的身世等使小说带上了悬疑推理色彩；虽然“革命+爱情”的故事模式并不新鲜，但革命者的爱情和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无疑是残酷战争里一抹令人感动的亮色。作者对故事的讲法有着相当清晰的思路，当黄海晏和许琳成功打入省政府秘书科成为潜伏人员，两个对革命活动尚显“生涩”的青年如何展开情报工作让人担心，怎样回馈读者的期待？作者安排“上级”不断发出指令，为二人在不同阶段安排不同的任务，从发动学运驱逐日寇、抵制日货到竭尽全力策动并支持刘湘率军出川抗战、促成四川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每完成一项任务即推动情节前进一步，以满满的沉浸感和代入感让读者跟随人物进入危机四伏的革命情境中，从而体验到紧张刺激的阅读快感。这种架构故事的方法与传统通俗小说一脉相承，显示出作者宽泛的文学视野和多元化的小说观念。
历史小说写作最大的难度不在于所述的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是能否在陈陈相因的历史观念和以往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经验中产生新的立意。黄河清一生对太平花念念不忘，可看作是中国人渴望和平生活的象征，但这一愿望在战乱年代只是镜花水月。以战争和斗争进行的道路探索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因此也在文学中构成了革命叙事的主要情节。以“上级”和黄海晏、许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李沧白、王培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让前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上级”不惧死亡光荣牺牲；也让后者遭受了人格和精神的重创，重庆大轰炸中在通风不好的防空洞里窒息的数千亡魂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虽然小说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国共两党以及与日寇之间你死我亡的斗争情形，但作者借黄河清和竹下秀夫之口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特别是对身为共产党人的“我”小爷爷与身为知识分子的“我”爷爷关于战争观念的论辩进行了细致呈现。这一点在摆脱以往关于革命战争的叙事惯性方面是有所突破性的。
竹下秀夫和李沧白是两个功能性人物，小说通过人物内心的忏悔来实现对自我的救赎，确证了革命救亡的正义性与和平愿望的正当性。抗战爆发后，日本植物学家竹下秀夫突然消失不见，不明就里的黄河清终日为他担忧，焦急地等待着消息。日本投降后，一封来信让他目瞪口呆：为虎作伥者也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并在悔罪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在黄河清看来，“他在日本研究战争的罪恶，我在中国研究太平花，我们会殊途同归”，彼此的情感认同表达的是对战争共同的声讨。李沧白这个人物与此异曲同工。重庆大轰炸后，身为防空司令部督查专员，他“跪倒在朝天门外河滩上密密麻麻的死难者尸海中，痛心疾首，仰天悲号”。回到重庆的他抛弃家庭住进寺庙，直到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青灯古佛前的日日诵经声固然是为死难者超度，更是为了他自负的罪责而忏悔。两个形象的心理转变，是对小说主题的有效深化。
曲折而又艰难的民族解放和家国富强之路是后世每一个国人心上的疤痕，文学不断用想象提醒和抚慰过去的伤痛与牺牲，用对历史可能性的探究弥补记忆中被时间带走的细节与温度。在《太平花》中，无论是我党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川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川抗战，拟或是重庆和成都遭受日寇狂轰滥炸的悲惨景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志士仁人为国赴难，都于史有据；甚至太平花从都江堰到京城、再从故宫引种回青城山颠沛流离的过程也是有史可考的。这些史实与第一人称叙述相互配合，不仅提升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感，也为升华人物行动和事件的意义筑下了基础，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处理是严谨的。追求更高的艺术真实，是这部小说所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观察黎民泰的创作，历史题材是他擅长的领地，在《太平花》之前，长篇小说《锦绣》《川流不息》和中短篇集《无处潜伏》中的作品都从四川革命史或民间历史中取材。这些小说在以文学方式钩沉和传递历史记忆的同时，因为大量调用地方史和地理风物知识，对于以审美的形式丰富和保存地域传统文化也不无裨益。
（桫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