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不大愿意回忆过去的。倒不是因为怕触碰了什么伤心事，只是因为记性差，会想得头疼。再说，搜肠刮肚弄些文字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可又一想，现在不鼓起勇气写写，以后怕更不愿打开脑海里那些布满灰尘和蛛丝的房间。
1995年，是我人生中一个多灾多难之年。那个燥热的夏天，最好的朋友因为一场意外永远离去；那个燥热的夏天，走出校门的我，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学生生涯已告结束；那个燥热的夏天，我在工地上打了两个月零工，才明白前方没什么好的工作等我，于是在夏天的末尾去了父亲工作的工厂。去之前，我对这份工作已经没有了任何期待。那时候，工人这个身份已不复往昔魅力，何况还是一个集体企业——纺织厂。上班第一天，我在厂办公区搞掉了自行车钥匙，狼狈的我四下寻找，脑子疯狂地想今天该如何回家。
我被分配至剪花车间。听起来会联想到剪纸、花匠之类，好像和艺术有点儿什么关联，其实就是丝毯制作的一道工序，用电剪刀顺着图案的边缘剪出立体感，让图案看起来更漂亮一些。我的师傅是一位苗条女子，教我怎么用剪刀剪出“叶儿尖尖、花儿圆圆”。她话不多，没过多久，笨手笨脚的我就让她失去了耐心。而我对这份工作也索然无味。我近视，车间里灰尘大，眼镜片上常是模糊一片。记得有一天，我吃过午饭，望着闪闪发亮的剪刀尖出神，不知怎么着戳中了指尖，一下子血飙得老高，丝毯上也染上了血渍。
手工丝毯色泽艳丽、图案精美，异常昂贵。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针对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遍布祖国大地，解决了大量就业，也为国家赚取了宝贵的外汇。车间里大约有二三百名年轻女工，她们一般来自农村，能吃苦，也很珍惜这份工作。而做剪花工的小伙子，连我在内，也只有四个人。我是独生子，在县城长大，家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也是母亲手心里的宝，眼看着同学到银行、国有企业、机关工作，而我自己却要每天站立十个小时，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我的父亲当时还是一位分厂厂长，但从我的工作安排上来看，他已然失势。我记得有一天到厂办公室，恰巧听见父亲的一位同事在议论他，“就一个娃娃，有啥培养不出来嘛，弄到车间里面去？”听到这话，我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走进办公室招呼了她一声，目的是让她尴尬。这份令乡村女子们倍加珍惜的工作，带给我的只是困惑、失落和屈辱。
聊聊那些女孩吧！她们都很年轻，如果我用文学的笔调，该说她们如何纯朴、善良，事实上，她们都个顶个厉害。车间里有一位我叫“四姐”，是我一位远房亲戚，她来自我遥远的老家——乐至。当年她孤身一人来投奔我的家族，后来听说是逃婚。她是被我父亲安排进这家厂的，因为能干、泼辣，她在车间里也算混得风生水起。她专门找我聊了很久，她的坎坷经历对我触动很大。贫穷、被人漠视、家庭被羞辱，然后选择反抗，来找她素未谋面的远房亲戚。她勤快，一个月就能挣六七百块，在那时算得上一个很大的数目；她节俭，一般只吃厂里提供的免费伙食；她厉害，有一次坐车回老家，为了不让售票员多收她一块钱，和别人吵了几个小时。后来的她，在成都发展，有房有车，当了老板，培养儿子进了“211”大学。当然，这是后话。
四姐的奋斗精神或许激励了我，却不能改变我当时的困窘。我想交几个新朋友，还幻想某天父母对我说，为我找了份体面的工作。车间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我有时还去找她聊聊天，第一句话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她说她也这么觉得。这回答让我诧异，后来才明白，她的未婚夫和我一样住在厂家属区。她比我早来一些，结束了三个月的学徒生活后，她拿到了二百多块的工资。满脸的幸福感。
有一位姑娘，和我一样没找着感觉，有天突然问我借十块钱，说是生活费告急。她人不丑，我就借给了她，她按时还了钱。
还有一位姑娘，打扮很入时，实在不像一名剪花工。后来我常在某高档酒店门口看见她。
再聊聊男孩吧！也是我们厂的子弟，比我强的是都适应这份工作，只可惜我不能融入他们的群体。有次和他们打麻将，我赢了二三十块，他们老欠着，我只能说算了，不打了。
内心烦闷，我在剪花时爱高声大气地唱流行歌曲。我还有一名“知音”，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据说她是因为不听话被“发配”至车间的。我俩是车间里可笑的“歌王”。我爱偷偷溜出工厂的后门，独自一人在乱石滩上抽烟，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说起来非常羞愧，我做剪花工的三个月，毁坏了几幅价值不菲的丝毯，有沾血的，有剪坏的，弄得师傅又花数倍精力来修理。替我修剪刀的师傅也开始给脸色给我看，也难怪，他的收入是和对应剪花工的业绩挂钩的。正在我不知道如何收场时，母亲出了一场不大的车祸，我就这样仓皇地离开了剪花车间。
时光荏苒，当日的心境与情绪早已不在。有时候想，年少时忧伤也是一种别样的美好。如今，纺织厂早已不在，我真诚地感激剪花车间，让初出校门的我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我甚至想念车间里的姑娘们，不知她们过得可好，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跳起了广场舞？（笑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