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9日，我陪同一群特殊的客人游历都江堰，他们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人文学者艾伦·迈克法兰博士，中央电视台导演、大型纪录片《故宫》的制片人周兵一行。他们此行是来寻找一个英国女士在107年前踏勘都江堰的形迹。非常意外的是，这个名叫伊莎贝拉·伯德的英国旅行家不仅于我是首次听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文化、旅游、经济界的专业人士，也对此人是闻所未闻。通过随行英文翻译断断续续的介绍，我更加咋舌不已，一个远涉重洋、年过花甲的英国女士，居然会对扬子江流域的研究如此着迷，而且其考证之详实，用力之勤奋，研究之深入，并不亚于国内从事此项目研究的资深学者。
一
当我向他们介绍都江堰、二王庙、松茂古道时，艾伦·迈克法兰博士一边认真倾听，一边拿出一本英文书籍对照印证。我无意中的一瞥，便让我对这个英国女士的关注终身不能释怀。那是一张插在英文中的、摄于1898年的二王庙屋顶的黑白照片，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纪前二王庙的宏丽与辉煌：非常光洁的黑漆圆柱，昏暗而幽深的拱顶雕梁画栋，简直是雕工和漆工的完美奇迹，一切可利用的空间都挂满了盛誉的匾额和过去官员与名流的赠品，甚至连各道门前的屏风都是雕饰精美的花格窗……这些让人如痴如醉的雕饰已毁于几十年后的一场大火。
在这本名为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中文译名《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的书中，像这样历史久远的照片共有113幅，与都江堰有关的图片有9幅，摄影时间是1898年。那时，照相机才发明不久，还没有普遍使用。而在当时的中国，人们还热衷于画像，无论是皇室宗庙还是民间祠堂，都挂满了笔法细腻或粗劣的人物画像。素以“胆大”著称、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慈禧太后，面对照相机也失魂落魄，掩面而逃（她在摄影师面前“勇敢”拍照是很久以后的事）。
1898年，那是一个遥远的时代，至今已穿越三个世纪的沧桑。毫无疑问，67岁的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是携带相机考察都江堰的第一人，她在都江堰拍摄的照片对一座古老的水利工程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1898年，因为伊莎贝拉·伯德的到来，当时已稳稳当当地造福了2154年的都江堰，在这一年的4月初，结束了它的文字记事岁月，开始了它的读图时代。
二
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1831年出生于英国。1896年，受英国政府派遣，身患血脂性心脏衰弱、肺部感染、痛风和周期性脊椎萎弱等多种疾病的她以65岁之高龄来到中国，除去考察其它地方之外，她历时8个月，行程5000多英里，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政治、人文、经济考察，完成10余万字的考察日记，
1898年2月25日，经过上海、杭州、汉口、宜昌，伊莎贝拉进入四川境内。经历了三峡的急流险滩，跋涉了四川东、西部的崇山峻岭，穿过了富庶的成都平原，游历了古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翻越了海拔4、5千米的川藏雪山。6月1日抵达重庆，结束四川之行。这在交通极不发达、社会非常动荡的时代（在她的日记里，我们多处读到她在考察途中遭受当地人侮辱、围攻和袭击的内容），对于一个身患重病的67岁的老人来说，绝对是一曲生命壮歌。
如果没有此次考察，长江流域就不会如此地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正如伊莎贝拉在日记中所说：“除非为环境和利益驱使，很少有人充分知晓这个声称为英国‘势力范围’的伟大流域的宽宏博大和资源丰富，我坦白地承认，只有在长江上，它的支流以及支流流经的地区度过八个月之后，我才了解这些地区的宏伟容量、能力、生产力以及它密集的人口，有如中国的‘脊梁’。”
1898年3月28日，伊莎贝拉从梓潼县出发，大概于4月3日或4日到达灌县（今都江堰市）。如果她运气较好的话，她应该看到了每年清明举行的放水仪式，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发现她有关放水节的照片。
伊莎贝拉在灌县呆的时间较长，因为她在经过彭州附近的骆家寨时，曾被6000多名当地人围攻，并当场被一块大石击晕。为此，她花了一些时间在灌县休养。于是，她以灌县为立足点，延伸至什邡、新都、成都等周边地区考察，然后又回到灌县。仅成都到灌县的大路，伊莎贝拉就走了三次，她对途经的六处精美牌坊上“堪称绝美的深浮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长久的滞留使伊莎贝拉对这座县城的认知更加深刻，对其2347英尺的海拔赞叹不已，认为“它是中国地理位置最佳的城市”。这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外国女人为这座城市授予的第一顶桂冠。
后来才逐渐有了“世界遗产地”“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城市”“中国园林城市”等殊荣。
三
在伊莎贝拉的日记中，对都江堰的记载有三则，从标题上可以看出她对这座城市的关爱，分别是《从梓潼县到灌县》《从灌县到成都》《从灌县到兴文坪》。
她用5000余汉字的篇幅，生动地再现了百年之前的灌县。
当时“灌县人口约有22000人，并不是一个富庶的城市，郊外富人的私宅不多，它的主要产业是制作草鞋，船可以从灌县、成都或江口到达长江”。但它却是一个异常热闹的城市，“作为与北方藏族的一大贸易中心，在冬天达到高潮，多达500人的藏民带着牦牛，在城墙外扎营。藏民以羊毛、毛皮、皮革、麝香、鹿角、大黄和许多其他药品交换茶叶、黄铜器、少量的丝绸和布……”
据伊莎贝拉记载，当时外国传教士已经进入灌县，但当地人认为他们会偷吃幼儿，或者用幼儿的眼睛和心脏做药，这种说法当时在灌县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因此，传教士受到本地人的仇视、侮辱和围攻。伊莎贝拉穿过廊桥，通过一条狭窄、偏僻的街道（按记载位置与照片揣测应该是南桥和南街），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的一座杂院，才找到传教士的住处，有中国内地传教团的3个英格兰传教士和6个教会传教协会的人在这里共同居住。而在此前的1897年夏天，曾经有4个外国妇女在灌县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里躲藏了11周。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视程度之一斑。
在去汶川的路上，伊莎贝拉一行由西门出灌县，她在那里看到了可能是当时中国最恢宏高大的土地庙，古老建筑挺拔而宏伟，油漆的廊柱和屋顶结为一体，鳞次栉比，飞檐翘角，雕饰精美至极。依次穿过的还有竹笼垒砌而成的堤岸和岷江上晃荡不已的竹吊桥，蜿蜒而去的松茂古道……
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伊莎贝拉对二王庙的关注。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伊莎贝拉对上帝保持着足够的敬畏，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其它宗教——比如道教建筑二王庙的喜爱。
在伊莎贝拉的日记里，她不止一次地提到二王庙，并称它为“中国最辉煌的寺庙”（注：应是道观）。当时的二王庙里挺立着成排的柳杉和其他古树名木，还有一棵周长18英尺的柚树，虽然当时离挂果还早，但我相信伊莎贝拉一定已经提前嗅到了柚子的芳香。可惜一百多年后的艾伦·迈克法兰博士再来寻找此树时，却已不知所踪。但她看见了其它旧日景致：庄严的神殿，幽雅的庭院，精美的阁亭，以及庙后攀上悬崖的塔尖，都隐没在高处的柳杉中。难怪伊莎贝拉面对二王庙时也会由衷地赞美：“这是我在远东见到的最美的建筑。”
这是伊莎贝拉1898年记忆里的二王庙：
这座巍峨的寺庙纤尘不染，维护得十分完好。极好的艺术品和蕨类植物环绕的水池装饰着庭院，山上引来的活水从石雕的蛇嘴流出，宏伟的石阶梯一层又一层通向前厅，30名道士守着长殿前的长明灯和香炷使之永不熄灭，每年从北京来的钦使都要带上礼品来此朝拜，数以万计来自平原各地和平原以外的香客，带着祭品到祭坛致敬。
这座庙宇给我留下了美与雄浑的印象，是自然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外面，参天的树木以其浓密的枝叶使较小的建筑景观迷失其中，汩汩的水声，鲜花怒放的灌木，浓烈的芳香飘浮在潮湿、静寂的空气中。屋顶上有精雕细琢的小尖塔和人物形象……而神殿确实被富丽的彩漆描画得金碧辉煌，各代帝王御赐的锦幛在眼前飘动。伟大的工程师和他的儿子的雕像对面，是用涂漆的浮雕雕成的最精细的长廊；在柱子上的游廊里，凡是空间容许使用装饰的地方，都有雕凿成字或描金记录李冰的名言：“深淘滩，低作堰”。
在这辉煌的“二王庙”里，虽然有一座神殿供奉李冰，而立庙也许是为了纪念“二郎”，供奉父亲的庙（格兰杰先生认为）建在卧龙峡（注：指伏龙滩）上游。从公元前246年秦代以来，每个中国皇帝都给李冰父子追封“王”的谥号，庙里有一块石碑记载了这个故事，我是从格兰杰先生处得知，他已经翻译出这段铭文。
出于对二王庙的喜欢，伊莎贝拉甚至对前往二王庙的感觉和路旁植物都不厌其烦地进行了描写，比如随风飘出的栀子花香气，比如路边盛开的银莲花，攀缘玫瑰，膜叶蕨、兔脚蕨和水龙骨属植物……
1898年秋天，伊莎贝拉回到英国，将她十万字的考察日记和113张照片一起出版了《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它第一次在英国出版时就被媒体誉为：“对那些有关中国和中国问题的公众意见的形成，提供了一手资料”，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该书出版后曾被评论家誉为“十九世纪末，一本最耀眼的，彻底证明中国价值的书”，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四
今天，抚摸那些尚有余温的精美照片，我们已难以找到它们岁月的遗痕，尤其是《灌县，土地庙入口》成为众多沧桑老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而《都江堰灌区的抽水机——踏车》和《鸡公车》则成为他们传统劳作方式最后的见证人。
伊莎贝拉为都江堰拍摄的9幅照片注定将成为一座古老的城市，一江清流千里的水利工程，一座堪称中国最辉煌的寺庙的永恒回忆。
（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