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平花，初名丰瑞花，早在唐代即为蜀中珍品名卉，尤以剑南道青城山中“宝仙”“醉太平”“玉真”诸品种为胜。五代后蜀主孟昶，为讨爱妃花蕊夫人欢心，下令在成都“尽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此间，也将青城山中的丰瑞花移往成都种植，夏初开花，繁密似雪，与秋季姹紫嫣红的芙蓉花隔季相映，成为妙景。北宋初年，程蕴之任成都知府，见此花冰清玉洁、高雅脱俗，遂“绘图以奏”，被宋仁宗赐名为“太平瑞圣花”，并移植至汴梁，名震京城，在宋祁、陆游、范成大等宋人的诗文词章里，多有吟咏。后，金灭北宋，太平瑞圣花被劫至金中都（今北京）。金灭，皇城里的太平瑞圣花被毁，只有京郊少许躲过劫难，保留下来。元、明两代，太平瑞圣花被移入紫禁城御花园内。清初，又移植到畅春园和圆明园。清中叶，嘉庆帝崩，谥号仁宗睿皇帝，因“睿”与“瑞”同音，为避讳，继位的道光帝下令将“瑞圣”二字去掉，只称“太平花”，沿用至今。然，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毁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里的太平花尽皆被毁，只余长春园两株幸存。几年后，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将幸存的两丛太平花移到排云门前。不料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太平花再遭劫难，只余一株幸存，尤显珍贵，慈禧太后常以此花赏赐王公大臣，京城权贵皆以种植此花为荣。这时，远在河南的开封（北宋汴梁）、四川的成都和青城山，名声远播的太平花，却销声匿迹，踪影难寻。直至2017年，青城山下的都江堰市，才设法与故宫联系，将一株枝繁叶茂的太平花迎归故里，种植在离堆公园内。
这就是太平花的真实故事：两次赐名，六次迁徙，纵越大半个中国，又与唐宋以后上千年的中国历史紧密关联，很精彩，也很离奇。故在迎归仪式上，有专家一语道破：一朵太平花，半部中国史！
我也亲历了那次隆重的迎归，当时就在座谈会上昂扬表态：一定要以太平花为名，写部小说！话说出去了，我才发现，究其题材，太平花当属地方性质。而地方性题材的写作，极易落入窠臼：照搬故事，敷衍成篇，很难在文学空间里腾挪。同时我也知道，历史上或生活中的故事再精彩、再离奇，也难以成为小说。小说需要更多的东西。写小说，是用一根针去挖一口井，需要作者从细小处出发，穿透故事的外壳，去发现更深的蕴涵、更广阔的世界。
此后，我便开始对“太平花”进行苦苦的“探究”与“穿透”。
二
由太平花的命名，我想到了生活中一些熟悉的事。比如青城山下有座小山，叫太平山，山下有个小镇，叫太平场。都江堰城里，原有一条街，也叫太平街。我上网搜索了一下，更是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很多与“太平”相关的地名。由此，我又想到了唐朝的太平公主、宋代的《太平广记》、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等等。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从古至今，都喜欢用“太平”二字来描人状物，且将和平静好的岁月叫做“太平天下”，将繁荣兴旺的时代称为“太平盛世”？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里，早就深植着“太平”因子？早就充盈着对和平的强烈向往与渴望？太平天下、太平盛世，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有之的人文观念和社会理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在回观中国历史、回观世界历史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自从原始社会解体，有了私有制，有了部落、城邦和国家等权力意识形态后，人类就在不断地频繁地进行战争，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个专门以“战”命名的时代：战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于是，一连串的问题随之出现：人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战争？战争的根源在哪里？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战争与和平又有着怎样的哲学关系？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奇怪的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出了很多兵法家，产生了许多兵法著作，但所有的兵书，都在讲如何布阵、如何施计、如何杀敌、如何取胜，就是没有一部兵书，讲人类应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追求并享有和平。德国近代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也看了，它同样在讲如何利用各种条件、调动各种因素，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获胜。我还在网上搜看了古今中外一些著名战役，比如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官渡大战、赤壁之战、十字军东征、滑铁卢战役、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后来的一战、二战，我发现，尽管战争爆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都与人类的欲望有关，与人性的贪婪、残暴和侵略性有关。战争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力及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也是对人这个特殊、脆弱的生命体的最大伤害。伴随人类成长不断进行的战争，是人类最该警惕、最该反省、最该讨伐的“旷世魔鬼”。战争是有罪的。战争中的人，同样有罪。但人类渴望的和平，却又不会轻易到来，更是祈求不来的。有时，人类为了和平，还不得不拿起武器，参与战争，甚至陷入战争的泥沼，循环往复，难以自拔。人类用来战争的时间，远比人类安享和平的时间更长、更久。这未免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残酷悖论，一种巨大悲哀，甚至是人类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终极困境。人类在和平的路上走得太艰难，太悲惨了。但人类最终还得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往前走。前方是否会有曙光出现，在世界格局异常复杂、核武战争阴云密布的当下，仍是一个十分让人忧心的问题。
经过这番穿透性的探究与思考，我终于发现了“太平花”下面掩藏着的那些“深刻蕴涵”与“广阔世界”。但反观太平花原有的故事，我又发现：它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主题。写小说的人都有个经验：故事必须与主题匹配。不然，孱弱的故事就会被沉重的主题压垮，根本站不起来、立不起来，小说自然难以成功。
三
后来，我签约阿来工作室，对四川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进行搜集、整理和影视转化。阅读了近千万字的文史资料和大量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突然发现，1934年冬天的成都，竟牵动整个中国的神经，处境非常离奇、非常微妙。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战略转移，经过湘江血战，已到达湘西地界。当时中共中央有个考虑：将部队拉进四川，与川北红军在广袤富庶的川西地区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通过秘密渠道，指示四川地下党予以配合。成都进入红军视线。与此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也开始关注四川、关注成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令身边的军事专家分析、研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未来动向，得到的结论是：日本军队迟早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战争一旦爆发，日军会迅速集结力量，对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发起进攻。南京因无地险屏障，将很快失守。这时，国民政府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快迁都。迁往哪里？军事专家们给出三个建议：一是陕西的西安，二是四川的重庆，三是云南的昆明。蒋介石则倾向于重庆。但盘踞在四川的地方军阀，却对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猜忌颇深，他们虽在1926年北伐期间就将手下军队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却又极力阻止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以便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确保手中的权利不被削弱、损害。蒋介石只得想法通过各种途径，予以渗透。1934年冬天，国民政府专门派出一个地质考察大队来到四川，表面上调查地质、矿产等资源，实则为今后迁都四川搜集资料，作规划准备。而这时，日本陆军部及外务省，已通过潜伏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情报网，探知到国民政府的迁都计划，也派出间谍，潜入四川，搜集城市、道路、河流、桥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情报，以便在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对抗战大后方实施精准打击。于是，两国四方势力，即在偏居西南腹地的成都，展开一系列的紧张博弈。后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下党接到延安指示，联络军政学商各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四川军队出川抗战。八年抗战期间，四川共出兵350多万，伤亡64万。此间，日军还不断派出飞机，连续数年，对重庆、成都、乐山等地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其中最为惨烈的，便是重庆“大隧道惨案”，一次就窒息、死亡居民近万。战争的残酷和本质，暴露无遗，和平的艰难与迫切，同样显现。这无疑是反思战争、书写和平的最佳历史事件，是完全承载得起我要表达的主题的。
四
《太平花》是我在地方性题材写作中的一次掘进，也是一次探索。我的体会主要有两点：一、当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性题材时，千万不要急于动笔，照搬故事，敷衍成篇，一定要把这个题材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场域去观察、思考，努力突破题材自身的局限，努力发掘它背后的复杂性、深刻性，并尽量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关联。有个作家朋友说：小说写作要有母体意识。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上个世纪，文学界曾经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也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认为，要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必须经过一个提炼、升华与超越的过程，即在独特的民族性中，发现更多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东西。如此，“越是民族的”，才可能“越是世界的”，否则，就会陷入为民族而民族的狭隘里。地方性题材的写作，也同样如此。二、虽是地方性题材的写作，但在艺术形式上，也要尽力考量、多作追求，比如结构上的安排，要打破陈规，要有新意；叙述语言的把定和整个小说的腔调，要与题材贴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还有人物关系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铺排与转承，都要精心考虑、细致书写。只有这样，地方性题材的写作，才有可能成功。
（黎民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