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族群，起初住在峨峨岷山的石室之中，死了也不改其大石崇拜，葬以石棺石椁，后来移居水系纵横的成都平原，建立了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辉煌的都会及其历史文明，葬具里则有了船棺。实在是太过辉煌璀璨了，不像是真的，于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望帝春心托杜鹃”等等一系列神话传说得以附丽、滋长，以至于异彩纷呈。
“神话即夸大了的史实。”现代人类学巨著《金枝》如是说。其实，“变形”比“夸大”更准确。传说亦然，也是变了形的史实。历史，夸大一些，就成了传说，将传说再夸大，就诞生了神话。在天府广场圆雕石犀出土之前，李冰作石犀镇压江水还只是一个传说，出土之后就还原成了铁板钉钉的史实，而《风俗通》所录李冰变成苍牛斗杀江神的故事，仍旧是实打实的神话。石犀对应着牛形的李冰，江水乃是江神的原型。这类从历史到神话，正是经过了夸大夸张而变形变性的。不过许多时候，神话、传说、历史是融为一体的，是难以剥离得泾渭分明的。所以，厚重史书不妨先从神话讲起，例如《史记》便以鸿荒蒙眛的“五帝”开篇。又如近日面市的《巴蜀神话文献辑纂》（以下简称《辑纂》），拿“三皇”中的人皇氏开篇，也是跟“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史籍记载分不开的。
20世纪80年代中叶，第三代神话学家袁珂及其助手周明合作出版了《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以下简称《萃编》）。该书以中国正统神话为主，仅借篇幅不大的《古蜀编》殿尾明义。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古蜀考古的积累（三星堆新出土的奇器即可视为古蜀神话的物化形态）以及相关神话研究的拓展（《巴蜀神话传说刍论》等专著相继问世），在《萃编》的基础、框架之上，周明独立编著了《辑纂》。如果说《古蜀编》尚属开辟荆榛之作，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征引文献皆无版本说明），那么《辑纂》就是踵事增华，更臻于完备了。除了占比不多的巴国神话，《辑纂》主要是蜀地神话的资料汇编。
从前，搜集整理神话的范围相对较窄，总局囿于大经大典、名家名作，《辑纂》开始频繁留意地方文献，那些不太起眼的小县小志往往是风土民俗、神话传说的富矿。晚于《萃编》五年付印的《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一书，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还以李冰为例，《萃编》只裒集了《风俗通》《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传统名著的相关记述，《辑纂》则添补了明代《四川总志》、清代《郫县志书》《大邑县志》等方志的著录。《四川总志》载李冰凿新繁九井“象九宫以压水怪”（亦见于《蜀中广记》、嘉庆《四川通志》、道光《新都县志》、同治《新繁县志》，方志学家傅振伦1941年撰文已关注到了这一条，可惜被《萃编》漏收了），虽然大约是随《华阳国志》“冰能知天文地理”“造七桥上应七星”云云增衍而来，却是对李冰神话传说比较重要的扩充。《大邑县志》载清雍正年间每岁仲春、仲秋，大邑地方官都要“制造神牌”，然后在当地“二郎庙”里行礼如仪以祭祀李冰父子，这则史实对研讨李冰崇拜、二郎神话、川主信仰等等亦不无裨益。
在某种程度上，《辑纂》既是古蜀神话的渊薮，也是天府历史的府库。因为正如前所论，神话，历史，很多情境内互为因果，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研究神话，可以映照历史；研究历史，可以引证神话。“巴蜀神话研究丛书”之一的《辑纂》，不光可当神话文献披阅，也能作为历史文献参看，诚如丛书主编向宝云所指出的：必须对巴蜀神话进行深入的探究，才能解读那些貌似不可思议的三星堆文物乃至整个古蜀的文化、历史，从而“为中华文明的源头、特质和形态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等重大理论问题提供重要支撑”。
（林赶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