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陆游《鸟啼》中这样描写四时的嬗变，字里行间充溢着飞禽们的天籁之音：“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头两句很容易让人想起陶诗：“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历日，就是纪历志。我并不想呆板地按照古训把诗中的“野人”理解为四郊之外的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倒很愿意学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将其想象成“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那样逍遥在野的闲逸之人。“野”既是其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是其精神的浓缩写照——这里面包涵了“粗放”“纯朴”“自由”“快乐”等意义。各种社会角色当中，常在野外的人最是熟知四时。
广阔天地，不仅仅是四时演变的背景，也是农民施展拳脚的舞台。春江水暖鸭先知，四时之交替，最早恐怕是鸟先知的，它们更比农民早了一步，只不过它们说不出来。转念一想，它们应时而鸣，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而另类的言说。其实，人有人言，鸟也有鸟语，如伯翳、公冶长、管辂、先通、成仙公、杨宣、召嫩罕、圣方济、忒瑞西阿斯之徒，传说皆解鸟语者。
陆游没写正月，有点小缺憾，可据我多年的见闻补充一句：正月闻玄鸟，雨水要送节。三、四千年前，山东近海地区的人们看到的是：“春分之日，玄鸟至（《汲冢周书》）。”八十多年前，上海的外籍观察者看到的是：“家燕在3月22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卫京生《上海鸟类》）。”还是在春分时节。近些年来，僻处川西平原与川西高原之交界的我看到的却是——2012年2月29日：初见燕回。《礼记·月令》谓之玄鸟至之日。2013年2月21日：蛇年正月十二，独燕归来。明天进入“八九”，俗语“八九燕来”。2014年2月16日：玄鸟初至。2016年2月19日：岁往月来，忽复雨水之节，初见玄鸟于飞。2017年2月17日：雨水节前夕，始见燕回。
尾形如剪的燕子，总在雨水节前后来到长江上游、都江堰一带衔泥作窠，每年如此。雨水前后，都江堰城区总有人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竿上挂着若干条长长的红绵带，沿街售卖，已婚女子则要把这些带子买回娘家系在双亲腰间，从雨水节算起，连系三天，谓之“接寿”。这，可能就是古时“延寿带”的孑遗吧。
子规是四声杜鹃，布谷是二声杜鹃，陆游是分得清楚的。有些地方的农民把杜鹃啼叫的四声听成“种禾插谷”，一如催耕的号角，在提醒他们“春耕不可迟”！
“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在怀旧感恩的蜀人听来，子规飞鸣，却是他们死去的王魂兮归来。这个王即望帝杜宇，生前是古蜀国的神农，教民稼穑，使得稻黍遍野、田连阡陌，功绩不亚于《诗经》所歌颂的后稷。相传，“杜宇死时适二月而子规鸣”，故蜀人每年一闻其声，皆起而望之曰：“我帝魂也。”这与其是说蜀中农人在向先帝的在天之灵行注目礼、作忌辰缅怀，还不如说是他们在耕耘大地时，听见子规初啼想起了曾经无私传授农艺的一代领袖，而百感凄恻。渐渐地，杜宇，既是帝之名，也成了鸟之名。
文学家说：“望帝春心托杜鹃”“鸟生杜宇之魂”。科学家说：“蜀人见鹃而思杜宇，故呼杜鹃。说者遂谓杜宇化鹃，讹矣。”其实都没错，立场不同罢了。
(林赶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