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名叫“崩山子村”。单就发音方式而言，“崩”双唇爆破音，多么响亮且有气势的名字！叫了几十年，多么熟悉而又难忘的称呼！
为什么叫“崩山子”呢？
整个村子就一条山沟。又长又高的两道山梁南北走向，两山之间最宽处也就千米左右，最窄处估计只有两三百米。东山高一点，海拔五百米左右，最高的顶峰形似灯盏，名叫“灯盏包”。东山较长，绵延数千米，半山腰有一处大塌方，崩垮的塌方体形成一座小山，依偎在东山脚下，犹如母子相连。儿子太留恋母亲了，“母子”间仅隔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峡谷，名曰“狭槽湾”。顾名思义，山谷如狭窄的槽，窄得很难见到阳光。基于这奇特的地形地貌，于是我们这个村子起名“崩山子”。
子山顶上有一块蛙形风水石。蛙头朝南，石头上方相当于青蛙的额头上长了一棵歪歪斜斜的柏树。每逢立冬左右，红薯挖过，小麦点完，村里人便要“砍山”。一般都以砍伐灌木、藤或割草捞叶为主。不到一周，山梁就好像理过发般，剩下一些稀稀疏疏的乔木。柏树剔了桠后留着小云朵样的髻。山的肌肤也显露出来，一览无遗。那棵歪柏树却从来没人敢去动它，传言谁去砍了枝丫谁家要遭天火烧，难怪整个树干从根到顶枝叶如此茂盛。小时候我常常坐在家门口遥望着它猜想，这是一棵树精吗？还是下面“神蛙”在庇护它？不由慨叹，多么神秘的一棵树！
我家住在西山脚下。西山相对要矮一些，山梁上有九个山包，又被称为“九龙山”。最南边那个山包最高，上面有座庙宇，名叫“仪陇庙”。闲散时光里，我们常常目睹朝阳从横拦云天的“灯盏包”升起，又在巍峨挺拔的“仪陇庙”落下。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夕阳西下，晚霞满天。在袅袅炊烟中聆听鸟儿归巢前的定时欢唱，简直美不胜收！
东山半山腰有我们社上的庄稼地，什么“河坎地”“山弯”“桐子树地”“五挑地”……名字稀奇古怪，但早已烂熟于心，形成一长条状，少说也有上百亩。念初中时的农收时节，挎上一个小“背架子”或小密背篼，从西山脚的家门口出发，跨过沟底溪流上的一座石拱桥，步行两三百米走到东山脚下，望望头上狭长崎岖陡峭的山路（有几步石阶仅能容一人通过），几欲两股战战。上山的行程有点像宋朝诗人曾几写的《三衢道中》那样：“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上山没有负荷，二十多分钟可以跑到地边；下山有时背上一两捆麦子或者一背篼玉米，边走边歇背回家少说也需三十多分钟。一来一去个把小时，汗流浃背，几乎虚脱，都很正常。最累还是小麦播种时，从屋头背两三道箍发酵后的牛粪泥上山，腰杆上常常磨掉皮。流汗是大舒畅，收获是小快乐。更何况能为父母分担一点，累并快乐着！
还记得山里地间矗立着几个大石包，每个都有几间屋合起来那么大。顺着极陡的梯步，小伙伴们爬上去。山外之山，千沟万壑尽收眼底。神清气爽之余，大家用石子画个“狗卵子”棋走走，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
东山代表着庄稼人的希望，西边的九龙山总是掩饰不住它的美丽。九龙山坡上多柏树、青冈树，郁郁葱葱，翠色欲流。每逢青冈叶落前，大片的山坡红黄墨绿相间，醉美秋色，煞是惊艳。青冈树山坡在夏雨浸袭后，在炎阳的烘烤下，最爱长出野山菌，必须是地道的山货了。青冈菌、红菌子、马蹄包、鹅蛋黄、樵棉菌、三瓣菇……和柏丫烘过的腊肉或炒或炖，那粘稠的汁水，泥土的芳醇，全都浓缩在这大山的极品之中。
时光荏苒，从走出大山参加工作算起，离开家乡崩山子村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从到山间干活算起，少说也有三十年了。不知为何，村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总是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过去了，崩山子村的青壮年劳力很多都外出务工，土地大都流转出去种了果树。东山上的土地已经十多年没人上去耕种，山上的柴禾再也没人砍伐。估计上山的路早已荆棘丛生，无法上山了。植被愈来愈茂盛，仿佛一个人长年累月没有理发。青蛙石、风水柏树、灯盏包，还有那片奇奇怪怪名字的土地，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唯有那几个大石头黑黝黝地立在原地可以遥望。为什么那几年简单的劳动，咋就那么快就离开且定格了呢？
再后来碰上合村并镇，崩山子村和邻村合并。不过都没有沿用两村的原名，而是换了一个更加漂亮的名字——九龙山村。从行政称谓来讲，“崩山子”这个名字已经不复存在，至少不会被常叫，但村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早已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崩山子村人的心间。
而今，东山上唯余莽莽，西边的九龙山美丽依旧，捡菌子的节目保留至今，山下成片的李子园丰收在即……一切的一切，还是属于那个心心念念消失了的名字——崩山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