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夏钦的文学处女作《苏东坡密码》（云南美术出版社，2022年1月），选择叠床架屋的苏东坡为研究主攻方向，在前人已经嚼烂了的地方，试图开垦出一片崭新的“处女地”，其迎难而上的勇气以及标新意识值得嘉许。其作上篇《困境中的苏东坡》以《1082：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蝶变》《“乌台诗案”中的舆论场》两文组成，选题最具慧眼，当是全书精要所在，尤其以后文的研究方法最为新颖警策。作为一种破译“苏东坡密码”的方法，舆论场这个崭新的宣传舆论学词汇，就这样和“乌台诗案”这个古典的文化冤狱事件完成了无缝对接。
作为一个新鲜的词汇，“舆论场”被准确定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在1993年3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里，编者对“舆论场”如此定义：舆论场是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无数个人的要求、愿望、主张、态度，只有在一定场的制约下，经过多方位的交错、协调、组合，才能形成一致意见。舆论是场的产物。舆论的社会场是由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决定的。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利害相关、联系较多的小社会里。他们在特殊时机会突然陷入容易引起思想共鸣的环境，因而产生对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的思想爆破力。场的刺激、烘托、容纳、怂恿，使带有爆破力的思想迅速传播，很快被众人所接受，形成广泛的社会意见。
由于“舆论场”具有相当的专属性和特定使用语境，因此至今尚未完全进入公共视野。作为资深媒体人，夏钦对“舆论场”的定义是非常谙熟的，他长期潜沉于对苏东坡的研究，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偶发碰撞使这种破译的创新成为了一种可能。他敏感地意识到：“乌台诗案”发生、发展和最终落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场”。要破译事关东坡一生转折的这个密码，“舆论场”作为一个崭新的工具，完全可以今为古用。由是，他带着这个新方法，重返“乌台诗案”现场，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乌台诗案”观察视角，新闻学、传播学和舆情处置等新鲜的词汇出现在“乌台诗案”的时代解读案卷之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作为一种破译方法，“舆论场”的形成、发展、高潮和落幕，必然对应着“乌台诗案”的始末。夏钦置身“乌台诗案”的历史案卷之中，不仅仅作为一个东坡纯粉试图从文学、史学的角度，进入东坡的内心世界，也要作为一个新闻官或者说干脆就是新闻发言人，复盘整个“乌台诗案”的每一个精要而微妙的细节，以为它的舆情处置、舆论引导和新闻发言做出理性而可行的参考。因此，案情的回溯、舆情的酝酿、舆情的发酵、舆情的较量和舆情的处置，都在新闻官的复盘考虑之中。对这个已知结果的事件的舆论引导，使既为作家又为新闻官的作者，在这样的破译里，有了很强的主动性和从容性。这条宏大的舆论场主线分析的价值就在于，它要呈现出苏东坡这个生命个体在这起事件中经受的折磨、痛苦和磨炼，为他找到那条幽微的、在这样巨大的人生困境中一奋而起的隐秘副线。
基于这样的方法，作者势必要对王安石主导的激进变法带来的舆论影响进行评估。这场由强权体制推进的变法，没有进行多少舆论造势做铺垫就匆匆上马，引发了大多数人对变法的评价，其中就包括苏东坡。新闻官的立场，在这里，是偏向持反对意见的大多数民众的。当然，作者也对推动负面舆情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批判：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没有遵循宣传先行的原则，使身在官僚机构内部的众多官员都难免要站在反对的一方，东坡即便通过文字讥讽变法，又何罪之有？
新旧两党的观点交锋所掀起的舆论波澜，毫无意外地成为舆情的发酵点，东坡看似偶然实是必然地要卷入到这场观点交锋中来，并成为旧党的代表人物，也是民间舆论场的代言人。主流舆论场的控制人，是改革主导者的宋神宗和改革实行者的王安石的合体。这场交锋，尽管以代表皇权的新党获胜，但还没有到完全封堵民间舆论场的地步，东坡在这个阶段的激烈发声，表现为他向神宗所上万言书。
真正的较量来自于民间舆论场被主流舆论场的全面监控，这也意味着强势皇权的一方要对旧党代表人物动手了。东坡的不幸在于，他不仅名高震相，而且有举旗招部、云集影从的强大号召力以及影响力，更因为他有着当时独一份的舆论武器：他的《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增订后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的出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不仅是自带流量的超级大V，还是自持舆论利器的领袖人物。在两个舆论场较量时期内，这样的领袖人物是相对安全的，而一旦舆论环境变迁后，这样的领袖人物便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舆论斗争的牺牲品。《苏东坡密码》的妙处就在于，它在精密剖析了舆情的酝酿、发酵和较量后，还原了宋神宗要对作为“民间舆论场”策源地的东坡“杀鸡儆猴”的微妙心理过程，以及作为改革实行者王安石暮年对主流舆论场小心翼翼、笑而不答的细节，堪为全书亮点，值得标出之。
看起来，东坡个人魅力及其作品力量形成的渲染力，是构成民间舆论场的要素。它们合力产生的诱惑力、鼓动气氛，能增强民间舆论场的感染力，使舆论提前形成或出现威加四海的趋势。它们是反对变法的旗帜、彩色气球、口号声、标语牌、战歌、鼓乐、掌声，它们的声音越大、影响越大，对主流舆论场形成的震动就越大。也因此，主流舆论场要监控、管制和全面扼杀民间舆论场的动机就越迫切。至此，以崭新的舆论场作为一种方法，破译“乌台诗案”中的“苏东坡密码”，就呈现出了一条完整清晰的舆情演进图。我们今天用舆论场的崭新术语，来解释“乌台诗案”中的相关细节，完全没有时代变迁和语境变异带来的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了一种亲密的融合性和高度的适用性，这就见出了作者夏钦采用今天的工具，返回到这个事件的现场进行阐释创新的价值。
作为一种破译方法，将“舆论场”引入“乌台诗案”，无疑是夏钦对研究苏东坡的一种创新，也是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