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献《庄子》记载：庄周“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不管此处之夫子是不是老聃，这个入乡随俗的道理都是正确的。与庄周同生战国之世，李冰不但将此格言落到了实处，“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还从而行之，因之制宜，最终达到了极好的成效。
一
李冰入境问俗，首先表现在岷江祭神一事上。郫县扬雄《蜀王本纪》曰：“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崇州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云：“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二者虽有先后详略之别，但所述均为同一事件，则毫无疑问。
实际上，这些蜀籍亡者静躺在棺中而深埋于地下，涉江逆流而上的只是他们的魂，具体则表现为“鬼神精灵”或“神”的形式，被传说，被人们“仿佛若见”。蜀人亡魂经过的“天彭阙”或“天彭门”，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阿坝州汶川漩口附近，那里两座山峰耸然对峙，形如门阙，岷江从中穿流而过。“亡者悉过其中”，载体是“载魂之舟”——船棺。因为若无舟船，显然难以渡过滔滔江水。过汶山溯岷江的目的则是：返归故里，与祖先灵魂团聚。这个故里即为古蜀的发祥地、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家乡——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其实也就是蜀人心目中的天堂。
按《华阳国志·蜀志》的叙事顺序，李冰是先在岷江上立祀三所，用三牲、珪、璧沈祭之，然后才“壅江作堋”的。这三所祭祀场地配享的当然是三神（三个亡者），其实体也许就表现为“三石人” 的形式，但至于具体是哪三个，书缺有间，我们既无从查考，也不必坐实。只须了解，这三神必为蜀人所尊崇，且与治水密切相关，不然李冰绝不会将祭祀他们作为入蜀工作的第一桩大事来大操大办。
为什么推测这三神与治水有关呢？启示就埋藏在下面两句之中：“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从先秦至汉时，沈（沉）三牲、珪、璧于濆，皆为“祭川”之礼。由此仪式也可见，李冰祭神，实为祭川，或者说他祭的是川神，亦即东汉李冰故事里的“江神” 。历数蜀国亡者，其中“开明”可以称得上是治江之神。开明是继“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之后的第五代蜀王，祖籍“荆”（楚国），名叫“鳖灵”，据说他的尸体从长江中游一带逆流而上，最终抵达异乡蜀国而后复活。赶巧，此时，杜宇统治下的蜀地爆发了类似中原尧舜时期的大洪水。谙习水性的鳖灵于是借鉴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打通玉垒山脚，疏导汹涌洪水，最终平息了水患，为后来都江堰的修筑尤其是宝瓶口的拓宽打下了基础。此功高不可没，杜宇便将王位禅让给了鳖灵，自己退隐深山之中。鳖灵顺利登极，取了一个“开明”的王号，蜀地人民则尊称他为“丛帝”。三神之一，也许有他一个。而东汉李冰故事里的“江神”，仔细推敲，却只不过是江水（准确地说，是泛滥成灾的江水）的神格化而已。
远水远山，新履“蚕丛之境” ，下车伊始，李冰便先崇祀蜀神，沉祭蜀川，然后再大刀阔斧“壅江作堋”，这样既易于取得当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也符合先礼后兵的办事逻辑。凡此种种，真不愧为明哲之举！诚如蔡邕《京兆樊惠渠颂》所指出的：“明哲君子，创业农事，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门起邺，郑国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所谓“因高卑之宜，驱自行之势”，也包含了《淮南子·原道训》“因水以为师”的意蕴。
二
李冰在蜀，不但能顺其江山之自然以作堋，还借鉴蜀人“竹笼络石”治水古法而壅江。
1980年代中期，考古队在成都市区从方池街到附近金河宾馆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多条卵石埂，显系当时延伸于较大范围的同一大型人工设施系统的遗迹。其中方池街遗址的东、中、西三条有规律地分布的卵石埂，整体形状呈Z字形。受发掘面积所限，其中除中埂分别与东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长约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颇长而不见其两端。发掘者结合蜀中治水传统及成都抚琴小区商代遗址即已有以竹篾固定、保护器物的出土资料等研究后指出，这些卵石埂均用竹笼络石砌成，是开明氏时期的治水工程遗迹，具体用途则是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并初步推定其中西、中两埂整体上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有学者认为：“这种在疏导的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水利技术设施，既是对大禹以来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富于创造性的发展。从三条石埂的有计划分布，尤其从其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功能分析，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内江诸堤功能系统的理念意蕴，应是东周时期蜀地先民熟谙水性后的智慧体现。”而金沙遗址金煜地点发现的两条有笼络痕迹的卵石埂宽约1米，残存数十米长，砌在一条古河道的东侧，其时代更早，约当商至西周。李冰为了防止岷江决口、毁坏堤堰，也采取了竹笼络石的技术。先伐竹破竹，编成直径三尺、长十丈的镂空圆笼，然后在中间填满大小卵石，累积于岸边以壅堵减缓江水的滚滚冲击。后来的王延世塞黄河，卢翊维修都江堰，也沿用此法，颇为奏效。
三
李冰在蜀，还能顺其民俗之自然，“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
从官方到民间，蜀地素有崇拜犀牛与大石之俗。《蜀王本纪》载：“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于蜀。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惠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秦惠王先刻五石牛，李冰后作五石犀，显然都是秦人在顺应蜀人崇拜石牛、制作石牛的传统习俗。前者主要是军事行为，后者主要是巫术行为，但都巧妙地利用了蜀地的大石崇拜和犀牛崇拜。有人或许会问：一个“刻五石牛”，是石牛，一个“作石犀五头”，是石犀，恐怕大有区别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因为在古代语境中，“石牛”与“石犀”有时完全是可以等而视之、并为一谭的。
综上可见，在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设计师兼建造者的既定“人设”之外，李冰首先还是一个尊重当地习俗、善于汲取当地传统文化、因地而制宜、因水以为师的明哲君子，值得今人见贤思齐。
